印艺学会的创办

　　印艺学会创办于一九八三年，学会的前身名为“八达会”(Guid of Graphic Arts)--这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印刷业精英所组成。据余先生所述，早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创会三十多名成员都是在同一间外资印刷公司工作的，年龄介乎二十八至三十多岁之间。虽然后来各人转职不同行业，如印刷、出版、广告、分色、机器、物料代理及训练等，但他们仍以印刷为中心，并常以聚会交流业内的资讯。当遇到疑难时便向专家请教，然后再交换所得的情报，目的是增广见闻，当时亦少不得一些社交宴叙等活动。余鸿建先生当时在教会主办的明爱印刷训练中心任职主管，而其余的成员也在不同行业工作。虽然他们分散于不同岗位，但仍以印刷为共同兴趣，加上业内的讯息交流不足，故他们组织起来，又邀请学者、专家、开办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及社交活动等，籍此推广印刷业内的新资讯。这组织并以过去他们共同工作的外资公司的所在地命名为“八达会”。

　　八达会在成立三年内，一切的经费均由各成员自愿捐献出来的。当时举办的活动十分成功，参与的人数也渐多，开支也愈来愈多。因此余先生提议将八达会转为一间有限公司，一方面将滚存的捐款作为经费，如在活动中有盈余便当作日后活动基金，如亏损时只须负上有限的责任，从中将会务更有效和系统地处理起来。

　　经过各成员商讨后也一致认同余先生的提议，并由七位成员注册成立“印艺学会有限公司”，并订定规章，组成执委会及公开招收会员。当时工业学院的讲师、学生最为支持，纷纷入会成为会员。

　　余先生表示在此之前，香港已成立了代表资方的印刷商会和劳方的印刷业工会。这两大组织的旗帜十分鲜明，而在当时创办印艺学会的成员大部分是行政级人员，所以他们希望另立一个代表他们的组织。而“印艺”一词则源于英文“Graphic Arts”，即解作图像艺术，而印刷是图像制作的一种，加上“艺”字亦代表艺术，于是八达会该名为印艺学会了。

　　其实在筹备及管理印艺学会成立的初期，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事情。在余先生的忆述中，当年成立经费只是一万元，这均是三十多名创会成员的捐献成果。扣除了注册费用后，只剩六千元左右。对于要搞起一个新办的学会根本是不足够的，余先生只好印制一些简单的宣传单张，及致函给同业人士，要求支持。至于学会的办事处和基本设备都是借用余先生的工作地点。

　　回想到此，余先生也表示十分感激明爱的支持和鼓励，明爱是十分鼓励员工参与发展和服务，让余先生借用明爱设备和处理学会会务。余先生对于当时明害中心的支持实在是不胜感激。而印艺学会有今天的规模，明爱所起作用至为重要。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各执委便推选了秦亮培先生出任八三年第一届印艺学会主席,而余先生则任执行委员,负责处理及筹备日常会务,正因为余先生是任职明爱机构,性质较中立,而且时间分配上也较任职商界的执委容易,故余先生也负起较多的工作.至八四年中,因秦主席涉入一宗法庭案件,而审理时间颇长,令会务暂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各执委协商下余先生临危受命成为第二任主席，并负责编印印艺学会月刊的工作。

　　余先生回想起决定出版月刊时是过分理想和天真，他当时抱着的态度是：香港没有这类型的学术刊物，而且本港的机器、原料商是十分需要宣传媒介，这样足够令月刊有充足的广告收入。加上余先生希望透过本刊物作为学会的资讯传播的媒介，让全体会员对新资讯和科技也可一一掌握。于是在八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期的印艺学会月刊正式出版。

　　在内容方面，余先生的要求是为读者提供最新资讯和最新情报，如科技、材料及训练等。在第一期的月刊内，已介绍当时在香港颇陌生的科技“卫星传真分色片”。在人力资源安排上，余先生诚邀了不少资深编辑及美术指导为印艺学会月刊编写具有水准的文章、报导及封面设计。可是经过三数期的出版后，才发觉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这是因为广告的收入不能应付月刊的经营开支，如买纸、分色、排字、印刷、装订、发行及编采人员工资等。余先生也感到十分大的压力，因为学会已负债累累，同时，他也十分感谢那些编采的通情达理，面对窘景，他们只收部份酬劳，仍为月刊作出多个月的半义务工作。

　　接着两年的时间也是余先生独力承担月刊的采访、翻译、编写稿件等。因资源有限，月刊的页数也减少了，相对地图片占了较多篇幅。在渡过这段艰苦的时期里，余先生表示十分感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兴才教授的支持。李教授一方面鼓励其学生投稿，又让印艺学会月刊转载其学系出版的文章。此等种种的帮助，对于月刊得以继续出版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坚持，印艺学会和月刊也渐得到他会的支持和认同，逐渐茁壮成长，会员已增至三千多人。以月刊作为联络媒介的效用也很成功，透过月刊反映现实及意见给政府，同时也透过月刊作为宣传本会所举办的研讨会和活动等。因此，余先生对出版月刊这个决定是可以肯定无悔的，唯独是要检讨当年高估了广告收入，以致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然而，直到现在印艺学会月刊已出版了十二年（即144期），这是令他十分安慰的。对于余先生而言，他对印艺学会的情意结，除了建立在月刊上，还有在会所的设立。

　　印艺学会出版会刊后，却仍没有正式的会所。初期，会所暂以余先生任职的教会明爱中心为根据地，对余先生的工作十分不便和对机构来说十分不公平。后来，幸运地得到第一任干事黎谭发先生的牺牲精神，以其住址为会址，并积极参与拓展会务，打开市场。奠定学会的基础，并得到会员的支持，而广告客户也对学会建立起信心，故月刊逐渐有一定广告支持，学会亦走上轨道。

　　会所亦由黎先生的住宅而先后搬迁到李宝椿大厦、宝宁大厦及现在的新都城大厦，此种成长及进步委实得到不少共同奋战的先锋及无名英雄奉献，印艺学会才有今天的规模。余先生忆述学会从艰难的日子发展至今天，可说是一个奇迹。

　　余先生先后聘任四届学会的主席，个中感受亦不足为外人道，而他最感受深刻的就是会员的支持和学会渐渐受社会各界认同，如政府机构、大会堂、图书馆、大专院校等等，也来信要求印艺学会月刊存放在图书馆内，让学生及读者可以阅读，以如外国团体访港亦会联络印艺学会作为香港印刷界代表。这些使余先生感到名执委多年来努力是值得的。

　　直到现在，印艺学会已发展至成熟的阶段，而余先生亦期望学会能够提供更多培训机会和学术资讯给会员。在本届眭文辉主席的带领下，学会在今年亦有不少大型的计划，如协助香港复康会成立培训中心、新会址设立印刷物料测试中心和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合办函授课程等。余先生认为学会走向多元化的方向，而他将会集中参与有关培训的工作。

　　余先生在六十年代从活版印刷学生，手排铅字粒开始，随着时代的进步，印刷   逐步走向柯式时代，对于客观条件的转变，余先生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求学无门：一方面没有学校教授此种科技和知识；另一方面，技师们只懂操作而不懂原理，于是他只好自学，这方法是事倍而功半的，而且十分吃力。鉴于过去的经历，余先生明白到教育、培训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是十分重要的，故此他亦乐意参与各种训练活动，务求为印刷业提供培训机会和啬知识交流。

　　直到九一年底，余先生离开任职十多年的明爱机构，开创个人事业-成立特佳印刷有限公司，对于这个转变，他认为是人生的新挑战。

　　他直言自己是一个敢于自我挑战和自我鞭策的人，从他担起出版印艺学会月刊开始，当中的艰辛和压力的确是一件富挑战性的工作。当印艺学会走上轨道后，余先生觉得现任执委和干事在筹办学会的各项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积极，效果也相当成功。故此，余先生尝试开创自己的公司，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新挑战和另一种形式服务社会。

　　创业难，守业更难！印艺学会即将迁进自购会址，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责任执委承受的压力和重担，不比他当年所受的小，故此他勉励各委员，为印艺学会的未来发展多尽一分力。

　　余鸿建先生的自我挑战和尽心尽力的工作态度，真是教人敬佩；最后余先生谨祝印艺学会会务蒸蒸日上，继续以“推广印艺”为精神，朝向多元化的领域发展。